在历史的洪流中，1978年是一个转折点，如同洪流冲破堤坝，大批知青开始从农村返回城市。杲文川就是其中之一，他以“困退”的名义告别了他在建三江七星农场的家，回到了北京。他不禁思考，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回城，留在农场继续耕作，他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人生没有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回城意味着一切得从头开始。
公开资料显示，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中期，共有五十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而如今，只有大约一万人在那里留下了足迹，其余的大多数人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了城市。据杲文川了解，留下的这一万人中，有提干的、有生活平平淡淡的、也有遇到生活困难的，各占三分之一。
知青回城的途径各异。有的人被招募为老师，回到城市教授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也有少数人通过推荐或者考试成为兵大学生。还有一部分人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子女转为士兵或移居到其他城市。但大部分人是通过困难或疾病退回城市的方式回到家乡。那些家庭有困难或身体有疾病的人得以回城。
每个街道都有大量的待业知青，他们找工作非常困难。有的人找到了在城市边缘的工作，比如扛麻袋的、在门给人照相的，还有卖大碗茶的。杲文川就是依靠邻居的介绍，最终在社会科学出版社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奋斗以每天八毛钱的工资为起点。他在工作的同时进修夜大课程，最终转为正式员工并有机会提升职务。
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在43岁时考入大学新闻学院的经历。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百余里地，与比他小20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当他毕业时，他以年龄最大的学生的身份获得了“韬奋新苗奖”。杲文川表示：“从北大荒回来的人都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但是和他一起回来的那些人的生活经历则截然不同，他们的人生轨迹迅速拉开距离。有的人进入或学校工作；有的人选择下海经商或出国发展；但更多的人进入企业后遭遇下岗和提前退休的困境。他们的收入普遍较低，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在面对家庭困境时，如孩子教育或疾病治疗等挑战时倍感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