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概念，在《周礼·地官》中有所记载，是现存最早的汉字构造理论。这一体系形成于先秦时期，后经由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系统阐释，成为解析古文字的核心方法论。值得注意的是，“六书”并非造字者的预设规则，而是在文字发展成熟后，由学者归纳出的文字构造规律。类似于现代程序员反编译软件架构，古人通过拆解现有文字，总结出六种基本构造规律。
象形是最直观的造字方法，如同上古时代的写实素描。在甲骨文中，“日”字以圆形轮廓带中心点描绘，“月”字保留月缺特征，“山”字则勾勒三峰并立的形态。这些文字与实物形态高度吻合，据统计，早期汉字系统中象形字占比约37%（据《甲骨文字典》）。这些具象符号构成了汉字体系的基础框架。当面对抽象概念时，仅依靠描摹实物显然不足够，因此催生了指事造字法。
指事字在象形的基础上添加了标记符号，类似于现代图表中的注释说明。例如，“刃”字在刀形侧边加短横指示锋刃位置，“本”字在树根部位画圈强调根本之意。这种“图形+标注”的设计，成功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视符号，大大扩展了文字的表达能力。
当单个汉字无法满足表达需求时，会意字通过部件组合实现语义升级。例如，“日”和“月”并置成为“明”，而“人”和“言”组合为“信”。这种文字组合如同积木，两个具象符号可以碰撞出全新的概念，展现出古人的创新组合能力。据统计，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占比约23%，是继象形之后的第二大造字类型。
真正推动汉字大规模生产的，是形声字的发明与应用。这种“形旁表意+声旁表音”的模块化设计，就像建立标准化的零件库。以“江”、“河”、“湖”、“海”为例，“氵”部统一表示水域属性，而右侧部件则提示发音。在现代通用汉字中，形声字占比超过80%（据《现代汉字学》数据），这种高效的生产模式使汉字系统突破图形限制，实现了快速增长。
转注与假借常被误解为造字法，实际上它们是文字应用的调节机制。转注为同一事物创造不同地域的称谓，如“老”和“考”都指长者；假借则是借用同音字来代表新概念，类似于现代的“米”字既指粮食又用作长度单位。这两种方法避免了重复造字，有效地控制了文字总量。
从《周礼》初次提出概念到许慎的系统阐释，六书理论经过了近六百年的实践检验。清代学者提出的“四体二用”说将前四种归为造字法，后两种则定为用字法，这一分类被现代文字学广泛采纳。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的甲骨文中，约78%的文字可以使用六书体系进行解析（据《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这验证了六书理论对古文字的强大解释力。
尽管当代汉字经历了演变，但六书原理仍然渗透在文字系统中。基础教育阶段的偏旁部首教学，本质上是对形声造字法的传承；输入法中的字形拆分逻辑，暗会意字的组合思维。即使某些简化字改变了原始结构，如“众”字由三人叠合简化为“人”下双人，但依然遵循着会意造字的基本逻辑。这套始于先秦的文字构造法则，至今仍在影响着每个使用汉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