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满街的行人手持各式各样的先进手机，但回忆起过去，那段公用传呼电话的时光仍然历历在目。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挣扎时，电话无疑是一个神秘的奢侈品。北京的公用传呼电话起源于初期的1951年，当时全北京只有几十部公用电话。到了六十年代，这个数量增加到了一千三百七十多部，分布在各个居委会辖区内，为居民提供便捷的服务。
我小时候住在城南的枣林前街，紧邻一条南北向胡同内的公用传呼电话。那个电话就设在胡同北端路西院内的董爷爷家中。夏天，国槐的浓密树冠为胡同带来一片清凉，枝叶洒下绿荫，树干直指苍穹。董爷爷家的门楼上，刻有一副八字门联：“长处于世，须尊所闻”，仿佛寓意着电话的存在与前世的渊源。
董爷爷家的公用电话屋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平日的宁静与胡同外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电话屋虽小，却有七米，屋内的布置简单而温馨。桌上摆放着马蹄表和一本泛黄的电话簿，四周的墙上挂着黑板，记录着传送电话的信息。在这里工作的董姑，虽然患有小儿麻痹症，却从不懈怠，坚守岗位。她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她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孩子们的关爱。
那些年代，传递电话的任务往往由董奶奶完成。她的独特声音是众邻们所熟悉的，每次传递电话时都会大喊一声，声音略显沙哑但充满力量。尽管当时的生活清苦，但传送电话的费用却从未被赖账。
董姑平时除了和我们这些孩子聊天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厚厚的书籍。她给我们讲解运动时，仿佛置身于宇宙之中，嘴角露出浅浅的梨窝。在她的讲述中，我们了解了浩瀚的星空和广袤的宇宙，也知道了人类在其中的渺小。
当我上小学时，一次不慎受伤，是董姑及时通知了我的母亲。在她家人的帮助下，我得以及时送往医院。在我养病的日子里，董姑借给我很多书，成为我战胜病痛的伙伴。
回忆中还有那些有趣的往事，比如邻居中的两个小伙子因为姓名读音相近，经常误接对方的电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姑巧妙地将他们分别称为“胖武”和“瘦光”，避免了混淆。冬季的寒冷中，董姑会邀请接打电话的人进屋取暖，屋中的温暖如春，融化了冰雪。
如今，那间小小的公用传呼电话屋已成为我深深的怀念。在那个时代，电话是一种连接，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即使现在各种通讯工具普及，我依然怀念那份邻里间的真情和温暖。那棵院中的枣树也已成了街边的一景，见证着那段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