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开国以来，科举取士的考试的建立，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经典，这一创制规定出自朱元璋之手，并在明朝至清朝沿用了约六百年。一些人将儒家礼教与孔子、孟子的思想混淆，并归咎于他们，这是不公平的。
为了缩短讲课时间，我们仅引用明初朱元璋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读者通过阅读即可明白其原委。
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66年，朱元璋在成为吴的第三年，开始征集遗书。他表达了对三皇五帝之书遗失的遗憾，以及对汉武帝购求遗书、开启圣贤之学的赞赏。他认为孔子的言论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之良规。他又命令侍臣在两侧墙壁写《大学衍义》，以便于自己日常观览。
第二年，朱元璋首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强调通过学习和选拔，使民间秀士和智勇之人得以勉励学习，以待开举之年贡献京师。科举考试的科目和等级各有差异。
洪武元年，朱元璋对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他要求编纂《女诫》及贤妃事迹，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随着时光的推移，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在洪武十七年，颁布了新的科举程式。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乡试，考试内容涵盖了四书义、经义、论、诏、诰、表、策等。礼部会试的举人也应相应参与。
尽管朱元璋对科技的看法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显得愚蠢，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但这并不妨碍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便利和好处。我们也应看到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在历史上，类似朱元璋这种想法和做法的事件并不罕见。例如，当钦天监进献元代的水晶刻漏（自鸣钟）时，朱元璋认为这荒废政务，下令摧毁，从而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自朱元璋制定科举考试程式后，朱明王朝的历代皇帝都严格遵守这一规定。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将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不恰当的。例如，在朱棣成为皇帝后，一位儒士因专毁濂洛关闽之说而被视为“儒者之贼”，并受到惩罚。这导致朱明一代的儒学更加专注于性理的探讨。
四十年后，明宪宗朱见深时期的礼部右侍郎邱浚进献了《大学衍义补》一书。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为帝王学的核心，但缺乏实际平天下的案例。他汇集了经传子史中的相关事迹，加入自己的见解，以供帝王们学习。宪宗对此极为赏识，不仅赐给他金币，还升他为礼部尚书，并命令广泛发行此书。邱浚是海南岛人，少年时便展现出神童的才华，他的诗才横溢，大有岭南学派的豪情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