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廖天瑜，今年已经40岁了，来自浙江温州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不易，可以说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性。
我的原生家庭环境相当复杂，父母对我与弟弟的态度截然不同。我的弟弟比我小3岁，而父母几乎将所有的关爱和资源都倾注在了他身上，对我则是冷漠甚至刻薄，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女孩。
这种偏袒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生活产生了深深的怨恨，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让我承受如此多的苦难。
原生家庭带给我的创伤，使我逐渐形成了自卑和孤僻的性格。
进入学校后，我的遭遇并没有好转，反而成为了同学们欺负的对象。
记得在小学时期，我常常扎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头发粗硬，成为了后桌男同学恶作剧的对象。有时，他们会趁我不注意，突然抓住我的辫子用力一扯，导致我头皮剧痛，只能放声大哭。然而，由于性格懦弱，我只能默默忍受这些委屈，不敢向任何人求助。
还有一次，后排的女同学故意在我的座位边缘涂抹了红墨水，我无意中靠过去，衣服后背瞬间沾满了刺眼的红色。周围的同学纷纷嘲笑我，甚至有人指着哈哈大笑。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无助的小羊羔，既不敢反抗，也无法反抗。
这些经历让原本美好的学生时代，变成了我人生中一段痛苦的回忆。
然而，这些不幸的遭遇，父母却一无所知，他们从不关心我的感受。每当我情绪低落时，他们只是用冷漠的语气说：“整天皱着眉头给谁看？我们养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东西！”每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痛，胸口仿佛要窒息。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成绩也一直不理想，只能勉强进入高中。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分数远远不够，父母表示无力支持我复读，让我自食其力。于是，年仅18岁的我，不得不提前踏入社会，开始了打工生涯。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无法再忍受家里的冷嘲热讽和亲戚朋友的闲言碎语，我渴望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不久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上海。
初到上海，我感到这个世界焕然一新。与温州的小山村相比，上海的高楼大厦和繁华景象让我大开眼界，之前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惊喜和兴奋。
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我的幻想。在这个大城市里，我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由于年龄小、学历低，我只能找到一些低收入的工作，比如在小型烧烤店打杂。
我找到了一家夜市烧烤店，工作内容包括穿串、收钱和招呼顾客。虽然工资只有300元，但管吃管住。然而，这份工作强度很大，我很快就无法忍受。每天上午要清洗各种食材，下午穿串，晚上收拾卫生，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此外，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导致我的双手红肿发痒，最终感染了。
辞职时，老板只给了我50元，并找了很多借口，说我工作不认真，甚至指责我影响了生意。尽管我感到愤怒，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只当是花钱买教训。
之后，我又尝试了理发店学徒、发传单、卖雪糕等工作，但每一份都干不长。不知不觉中，我已经25岁了，脸上的沧桑让我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许多。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明哲的男孩。他在化工厂做技术管理，比我大7岁，来自安徽合肥。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为人老实、认真，但性格有些古怪。据他人说，这是因为他长期在工厂工作，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组建了一个小家庭。虽然房子是租的，但我的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婚后，明哲安排我在化工厂做内勤，虽然工作繁杂，但我在他的支持下，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
然而，三年后，我依然没有怀孕。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我，我的子宫环境不适合胚胎着床，可能是化工厂的污染和从小免疫力弱导致的。
听到这些话，我感到无比绝望，不禁质问上天：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遭受如此不幸？为什么连做母亲的机会都被剥夺？
明哲沉默了很久，我知道他和我一样痛苦，因为他也一直渴望有一个孩子。
不幸的是，悲剧还在继续。一年后，工厂派明哲去另一个城市出差，回来时却发生了车祸。由于司机疲劳驾驶，车辆翻下山坡，明哲不幸遇难。
当我赶到医院时，明哲已经被送往太平间。我含泪揭开白布，抱着他的头，悲痛欲绝。失去他后，我提出了离职，带着抚恤金回到了老家。
上海，这个曾经让我充满希望的地方，如今成了我永远的伤心地。在这里，我失去了健康、孩子和爱人，我恨这个地方，决定永远离开。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小烟酒副食店，虽然收入不多，但足以维持生活。我在老家买了一栋小房子，50平米，虽然不大，但足够我安静地生活。
父母依然在村里种地，偶尔会来我这里看看，带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张，反而越来越亲近。
我没有再婚，也不想再婚，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度过余生。我想，这辈子就这样吧！人生太苦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下辈子，我可能不会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