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四年了，但她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却越来越清晰，仿佛她一直在我们身边，昼思夜梦。母亲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常称呼母亲的名字。从我记事起，父亲喊母亲时总是用哥哥的名字作为代号。邻居们则通常用一声“某某妈”来称呼她。有一次，大舅来到我们家，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元在吗？”经过反复追问，我才知道了母亲的名字。
虽然母亲一生没有读过字，但她对看过的古戏情节却记忆犹新，那些大段的戏文她都能倒背如流。可以说，母亲的许多人生观、价值观大多来自这些戏剧。
母亲一生共养育了六个儿子，我是最小的那个。在哥哥们写的《老母在堂》中，描述了老六出生的那一年，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一年。夏天收割时，只有三个月大的我被母亲带着去捡麦穗。每天天黑回家时，我已经因为饥渴和哭闹而筋疲力尽。母亲总是先确认我是否还有气息，然后熬一碗糊糊给我喂下去。
大家都说严父慈母，但母亲的脸上总是严肃的，很少露出笑容。她常说：“家里这么多口人等着吃饭，哪有时间笑？”她对我虽然严厉，但在关键时刻总是表现出深深的关爱。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两间土房，其中一间还曾经借给邻居住过。有一次，母亲做了一盘藕粉，我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一口一口地享用，心里充满了羡慕和渴望。苏家的阿姨看出了我的心情，特意留给我一口。这一幕被母亲看在眼里，她在晚饭时也特意为我准备了一碗藕粉。当时的我虽然只喝了别人几口，但母亲却告诉我：“得人一分好，要用十分还。”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县里的知青农场插队劳动。每天努力工作，但挣的工分却不足以糊口。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连续两年都没考上。那一年春节，我心情沮丧地住在农场的寒窑里。正月初三，五哥带我回家，母亲狠狠批评了我一顿，告诉我：“活着难，死不难。”她的教导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最终考上了大学。
去山西师范学院报到的那天，母亲背着父亲悄悄塞给我一大把钱。那些钱都是她沿街卖辣椒面一分一分攒下的。在火车上离开家的时候，我止不住地流泪。
后来我在报社当了记者，母亲曾对我说：“你就像过去的钦差大臣一样。”我一直铭记着母亲的教导：“见民是民”。现在我已经到了有孙辈的年纪，母亲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我常常想起她的面容、她的和她那颗善良的心。我时常感到自己仿佛在和母亲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我是安洋，现在是山西省广播电视协会的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