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奥秘深不可测，其核心在于其保存了唐代以前经典文化的原貌。让我们参考敦煌壁画，感受那份历史的厚重。（视觉/图）
回想起那个在北大的考试日，一道考题让我如坠云雾，题目是要求解析《彊村丛书》。这部由清代朱孝臧编辑的词学重要资料，收录了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九种。当时我对“彊”这个古字感到陌生，后来才了解它是唐代末期五代时期的失传词，在敦煌文献中被重新发现。
敦煌学的魅力在于其揭示的唐代以前文化的原貌。例如，自后汉以来，《道德经》的主要流传有两种注本，分别是王弼和河上公的注本。敦煌文献中重点附录了河上公注的《洞玄经》等道家音乐。同样，《论语》在20世纪中叶以前，只有何晏的注本。姜亮夫在巴黎的一次深夜，被王重民敲门惊醒，他们在伯希和带走的一批卷子中发现了皇侃的注本。皇侃的注本收录了两汉至魏晋之间所有人关于《论语》的讲解要点，这一发现让所有国内的老先生都兴奋不已，章太炎更是激动地说：“一生再没见过这么好的书！”
——这只是冰山一角，士发现的151号窟里的宝藏堆积如山，总计5000立方尺！敦煌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伯希和带走的精品存于巴黎，而斯坦因和大谷光瑞手中也有许多珍贵文献。虽然后来重视并运回了一批文献，但大部分文献还是被当作引子卖到民间，甚至被烧成灰烬用于治病。
姜先生曾发现美洲被东晋高僧法显首次发现的事迹，他为此激动不已并写文章与伯希和分享，但伯希和却以“不可能”为由拒绝了这一发现。对于此事，我怀疑姜先生可能是过于自豪而产生了误解。
姜先生用力最勤的是《敦煌志》，此书在西安写成后寄往成都，不料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炸沉，使得《敦煌志》落入水中。1945年后，他在上海看到大谷光瑞的《敦煌文集》，觉得其中缺憾甚多，对飞机与鱼更加愤慨。
唉，真是南无阿弥陀佛！
敦煌学告诉我们：南无二字应读NaMo而非NanWu。敦煌文献被劫掠后，我国的学术研究也受到了影响，陈寅恪称之为伤心史。这一切，令人感慨万千。
作者：樊国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