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七世纪中期，楷书艺术抵达了其辉煌的巅峰，标志着中国书法史进入了崭新的分水岭阶段。楷书的成熟与定型，宣告了那种一种字体完全演变为另一种字体的历史进程的终结。然而，这并非书法艺术的终点，而是在此之后，一种取代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传统大字体的新型书写方式——即“小字体”时代——应运而生，开启了每个人都能展现独特书法风格的新纪元。
自初唐时期起，书法艺术步入了一个以个体风格为特色的“实名”发展时期。
在之前的探讨中，我们曾介绍过“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大字阴符经》的艺术成就。鉴于今天我们深入探讨楷书的历史意义，不妨再聚焦于褚遂良的另一部楷书力作《雁塔圣教序》，该作品与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共同构成了传世楷书艺术的三大瑰宝。
从左至右依次为：圣教序、九成宫、庙堂碑
实际上，褚遂良还创作了四块具有代表性的石碑作品，除了上述提到的《雁塔圣教序》外，还包括《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以及《房玄龄碑》。其中，《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呈现出古朴典雅、静谧深邃的艺术风格，而《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则以其“空明飞动，如散花空中”的生动美感而著称。
事实上，我们从拓本中观察到的这些书法风格的差异，实际上也与碑刻的雕刻技艺密切相关。明代学者王世贞曾指出，若不了解《孟法师碑》出自褚遂良之手，许多人都会误认为是欧阳询的作品。当然，若仔细辨别文字结构，则不难发现其并非欧阳询所书，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雕刻技艺对书法印象的影响。
圣教序、房玄龄碑、孟法师碑、佛龛碑
《雁塔圣教序》由《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碑组成。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唐太宗赐予前者，唐高宗赐予后者。该作品中的横画、竖画既有直线也有曲线，线条光润鲜丽。起笔、收笔、转折、钩、撇、捺等每一笔都独具特色，雕刻精细入微，生动地再现了书写的速度感和笔致。尽管是石刻文字，却蕴含着毛笔书写的韵味，堪称楷书艺术的瑰宝。
然而，为何如此精美的楷书作品仍无法取代欧阳询的《九成宫》，成为“楷法之极则”呢？
或许是因为与《九成宫醴泉铭》相比，《雁塔圣教序》中文字的笔画间距较大。这样一来，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不再是无意义的空白，而是形成了富有意义的留白。也就是说，《九成宫醴泉铭》中的文字是紧贴背景的，文字与背景是可以分离的。而《雁塔圣教序》中，笔画、结体与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无法从背景中剥离出文字，倘若剥离了，文字也将失去其原有的意义。
《雁塔圣教序》、《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此外，《雁塔圣教序》的雕刻方法虽然成功地再现了书写时的速度及角度的微妙变化，但在深度表现上却不及《九成宫醴泉铭》。因此，尽管《雁塔圣教序》在书法表现上极为出色，仍无法取代欧阳询的《九成宫》成为“楷法之极则”。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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