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许慎的《说文》中的“六书”造字理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司农（郑众）和班固的两种“六书”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源于刘安和刘歆父子。具体说来：
许慎的“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郑众的“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班固的“六书”：象形、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在这三种“六书”中，班固和郑众都将“象形”置于首要位置，而《说文》则把“指事”排在第一位。
许慎的《说文》一书，其部首分类总计五百四十部，按照一部至亥部的顺序排列，这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以及许多“家”的“”逻辑理念。比如，“一部”收录了“一”、“元”、“天”、“丕”、“吏”等字，而“上部（二）”则收录了“上”、“帝”、“旁”、“下”等字。
有人观点认为，许慎认为“指事”字比“象形”字产生得更早。这一观点与《说文解字·叙》中的重要观点产生了冲突。
《说文解字·叙》中明确提到，仓颉初作书时，依照事物的形象进行描绘，这就是所谓的“文”。随后，形声相益，即称之为“字”。文是物象之本，字则是言语滋生而逐渐增多。按照这种说法，最初的“字”仍然是“象形”的“文”。
“”自身也认为，“象”是“圣贤”所“模拟”之“本”。《周易·系辞下》描述了古时候的包牺氏观察天地万物的形象，从而创造出八卦，以理解神明的德行和万物的情感。这讲的是八卦的由来与其所象征的天地万物之象。
尽管最初的八卦可能以数字形式存在，但这段话揭示了上古先民通过“象形”创造最早文字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天文有日、月；地理有山、水；动物有马、牛；植物有草、木；有人、大；器用有舟、车等。在甲骨文之中，这些字都极其形象地展现了它们的所“象”。
不仅汉字，所有原生文明的最初文字，都起源于象形——结绳记事不可能“进步”为文字；唯有象形，才是从刻符发展至文字的独特路径。
《说文·叙》中提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古人在创造“象形者”时，也有可能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例如，“马”字突出的是马之长鬃，“牛”字抓住的是牛之双角，“象”字仅描绘长鼻，“犬”字又通过卷尾与“狼”字区别开来。
这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抓住所“象”的本质特征时，就能将文之所表达与不同和相似的对象区别开来。比如，甲骨文中的“禾”“来”“黍”，“禾”以谷穂成熟而低垂为特征，“来”以麦之成熟穗直而叶弯为所象，“黍”则呈现此类作物成熟便穗散弯折之态。先民在创造象形之文时，不仅抓住了所象对象之本质特征，还赋予了这种文以充分的主观想象。
最典型的就是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凤”字。“龙”，世间并无真实存在，其象为东宫“龙星六宿”（后来才增为七宿），毫无疑问是古人通过想象将星宿排列之形与龙的形象结合。距今6500年前的西水坡古墓中的“北斗”“蚌龙”“蚌虎”，说明那个时候的先民已经确定了东西二宫的星宿授时系统。同样，《周易·乾卦》的爻辞也体现了古人对于龙的观测及时令紧密关系的认知。至于甲骨文中的凤字和现实中的凤凰不同，它是殷人信奉的神与本族鸟图腾的结。在卜辞中不乏的记载并将其作为神祇祭祀。“”，实则体现了二分二至的标准纪时体系即四时之气只是殷人或更早先民将其与天神崇拜联系在一起而已。至于《左传》中的记载进一步说明了凤字的特殊含义以及其与天文历法的紧密联系。“龙”“凤”“虹等在甲骨文中的象形字都彰显了古人的想象和意识。这些象形字无一例外都是独体字准确地说应是独体之文汉及以后的人无缘得见甲骨文因此以古文秦篆等字体解析象形字从而有独体与两说。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提到的观点只是到了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