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典籍的编纂历程中，《世说新语》是对前人分类方式的一种显著发展和创新。早在《世说新语》之前，典籍的编纂主要采取分类式、分卷式和编年式三种形式。《世说新语》则属于分类式演化的重要成果。
前期的分类式图书，虽然根据内容进行了有序排列，如以天文地理或人文社会为序，但它们与人的精神世界并未建立明确的系统关联。这些图书中已蕴含了与《世说新语》分类方式相关的因素。比如，一些类目名称如“为仁”、“观德”等，已经涉及到人的精神世界，与《世说新语》中的“德行”门有着明显的联系。又如《吕氏春秋》中的“怀宠”与《世说》中的“宠礼”，“直谏”更是直接被《世说》所采用。
前代分类典籍大多采用二字为题，通过主谓、动宾、偏正等搭配方式构成双音节词，简练而自由活泼地表达各种内容。这也是《世说新语》在分类形式上的有利条件。这表明，在分类书籍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分类意识不仅越来越细致缜密，而且逐渐向系统化的方向演进。
刘向的《说苑》被列在子部儒家类，其选材范围主要是先秦时期可供后人借鉴的故事遗闻。在编例上，《说苑》采用故事和议论并重的方法，每个故事后面附以作者的议论。这种编例与诸子著作以故事寓言作为阐发哲理的辅助手段相一致。《说苑》与《世说新语》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都以遗闻轶事的故事构成，但《说苑》在故事后必附以议论，这是子书以议论为宗旨与小说家以讲故事为目的的区别。《说苑》所设立的门类有许多与《世说新语》相似且有关联，但两者的门类设定目的不同：刘向是为了儒家的道德需要，而刘义庆则是为了表现魏晋人的精神世界。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在前代书籍分类方法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编纂的。与前代的志人小说如《魏晋世语》、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灵鬼志》相比，《世说新语》在分类方式上有着显著的不同。《魏晋世语》和《搜神记》等虽然也采用了分类方法，但它们的初衷更多地是基于社会各阶层人物事迹或神怪的种类来设定类目的，而《世说新语》则是从人的精神世界出发来设定门类。这也体现了《世说新语》编纂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这一变革标志着古代小说笔记在分类方法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尽管人们对于古代笔记小说的编纂方法存在争议和研究不足之处仍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理解。这些典籍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智慧的结晶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