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之文，俗称八股，这只是民间的叫法。考察八股文，其实质仍是在考察经义。元代的科举制度曾一度暂停，但恢复后，便确立了一个重要规则：《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经典内出题，必须使用朱熹的注释，并以自己的理解来结合。
考试只从《四书》题，且只允许按照朱熹的解释来回答。对于朱熹的思想被指责为特别迂腐和僵化，适合君主用来进行教育以维护的观点，其实并不准确。朱熹的学问深厚，诗文技艺高超，其思想在同时代乃至近代以前的大多数学者中算是比较通达的。而且，他的某些观点甚至可以看作是反对的。
那为什么还要用他的书来出题呢？其中一个简单却重要的原因是内容浅易、篇幅合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在宋朝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构建出儒学单线传承的线索。朱熹把它们合称为《四书》。传统的《五经》字数近60万，其中还有大量难以理解的佶屈聱牙内容，对一般人来说，通读一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而《论语》和《孟子》是两册小书，《大学》和《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四书》加起来只有5万字左右，比起《易经》、《尚书》、《周礼》来，阅读起来无疑更容易。考试时采用《四书》替代《五经》，实际上是帮生划定重点、缩小复习范围。
至于无论是《四书》本身的内容还是朱熹的注释所蕴含的危险思想倾向，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作为敲门砖的考试内容，往往都会遇到这样的命运：大多数应试者并不打算实践考试大纲里的主张，反而由于反复背诵揣摩，对这些主张越木。
由于题目只从《四书》，因此八股文也被称为四书文。但八股这种作文形式正式出现要晚一些，要到明成化年间。八股是形式的极致，一篇八股只有几百字，其结构大致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分股、收结等部分。
要写八股文，《四书》首先要背得烂熟。尤其是科举越考到后来，命题组越害怕考生，题目也出得越来越刁钻，往往只是些没有上下文的话，如果不能迅速还原出语境，基本就直接出局了。除此之外，还需要精于各种高难度的、也许只有汉语才能有的表达技艺。
写好八股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很高的天赋和长时间的专注、刻苦的训练。那些有点聪明但又不太聪明的人，可能需要付出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学渣们往往会对八股文进行批判，尤其是那些自信有才华的学渣。那些早早高中的考场达人，和学渣之间也未必没有共鸣。毕竟进士已经到手，回想之前被考试压抑的青春，以及那么多才华精力耗费在这无聊的“举业”之中，也不免心生厌恶。
然而对八股文的批判很容易，因为大概没有比八股文更显而易见其缺陷的事物了。首先它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八股文里的承题、起讲、分股这三部分内容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不断重复而已。其次这种空洞与同样有点空的“文化素养”截然不同。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嘲笑过这批人“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当然最直接有力的质疑是科举选拔的是而写八股的能力与行政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到清末梁启超说得更加严厉：“故深知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现在回头看梁启超的话肯定是言重了。不仅把衰弱的锅甩给科举制度不合理甚至说八股了思想都是站不住脚的。最有力的反例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明代后期的思想领域远比明前期活跃而八股文恰恰是明后期才有的东西。
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科举为什么不考点实在的东西？科举出身的明清专业化水平确实不高。怎样做好行政工作身边的师爷倒是经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可师爷是私人聘请的内没他的编制。
但不应忘记的是古代的官僚在它的诞生之日反而一点也不业余。然而这些能干的们工作起来是怎么想的呢？西晋的陆机批评说：“夫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有时会把话说得更直白：“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