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轼的复出历程，有人欢欣鼓舞，也有人忧虑重重。在宋哲宗亲政时期，章惇独揽，策划了将“元祐人”南迁的行动。这一行动看似有规律可循，实则残酷无情。苏子瞻被贬至儋州，子由被贬至雷州，刘莘老则被贬至新州，他们的贬谪似乎都与字的偏旁有关。但实际上，这种迁谪并非简单基于字的意义，而是源于复杂的。苏轼虽在元祐时期并未担任最高职位，但却因其行为及影响获最重，被贬得最远。有人揣测这是章惇所为，因为章惇看不惯苏轼在惠州过得太好，再次将他贬至更远的儋州。但这样的揣测并未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持。
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是无论苏轼做什么，“时宰欲杀之”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元祐宰相吕大防的哥哥吕大忠从渭州入朝应对，宋哲宗对他表示关心并安慰。然而这些安慰的话语传到章惇耳中却引发了反弹。出于对政局翻覆的畏惧，章惇对元祐人的打击更为猛烈，这才有了后来的再贬之举。苏轼曾担任过哲宗的讲读官，若哲宗念及师生情分召回他，可能会改变政局。因此章惇为了杜绝翻案的可能性，将旧置之死地而后快。
建中靖国元年二月，曾公然反对徽宗继位、主张以端王不可的章惇被徽宗贬至雷州。巧合的是在他远谪的同时传来了苏轼声望日增的消息，人们纷纷猜测苏轼即将还朝拜相。当苏轼得知章惇被贬的消息时深感并感叹了好几天。他写信给苏辙的亲家、章惇的外甥黄寔表示慰问关心之情并告知其母放心。苏轼与章惇之间不仅有姻亲关系还有同年之谊的友谊。他们在北宋士大夫间看重的那一年科举考试中相遇相识。这一届的进士榜单星光熠熠包括多位后世大家。两人年少时曾经一同出游留下诸多趣事反映他们的性格差异及深厚友谊例如两人同游南山仙游潭以及观看老虎的经历无不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各自独特的个性。章惇在经历种种考验后依然保持着学霸般的执着和任性这也为他日后在舞台上展现出的独特风格埋下了伏笔。
